来自国家能源局综合司的一纸“征求意见函”，近日再掀波澜。

在这则《关于解决“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供暖推进过程中有关问题的通知》意见的函中，记者注意到，官方先后3次提及与“煤”相关的内容——在城镇地区，重点发展清洁燃煤集中供暖，提升城镇及周边地区的清洁燃煤集中供暖面积；对仍需使用煤炭取暖的用户，切实做好洁净煤供应保障工作；对于偏远山区等暂不能通过清洁供暖替代散烧煤供暖的，重点利用“洁净煤+节能环保炉具”等方式替代散烧煤。

“此前虽然也说‘宜煤则煤’，但具体到实施层面，更多还是行业自己呼吁、推广。这次由国家能源局出面说明，对我们是一个新的机会。”尽管文件尚处征求意见阶段，不少煤炭行业人士仍将其看作一大“利好”信号，并为之振奋。但同时也有反对意见指出，由于清洁煤的界定、排放、产运等实际标准仍不明确，尤其农村地区对此监管难度大，“宁可改气、改电慢一些，也不宜用煤作为过渡”。

现实状况究竟如何？围绕焦点，本报记者进一步展开采访。

清洁取暖究竟还能不能用煤？

有技术、政策等支持，但界定不明也埋下隐患

“我认为，征求意见函并没有叫停煤改气、煤改电的意思。出现问题、纠正和解决问题，这是正常过程。作为煤炭从业者，我们从来也不反对推行煤改气、煤改电。对于有条件的地区，改了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暂不具备改造条件，或能力涉及不到的地方，没有必要一味追求任务量。清洁煤取暖也是理想选择。”在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散煤治理分会副会长阮立军看来，改造值得肯定，但清洁煤的“替代”作用同样不可否认。

站在技术角度，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理事长张绍强也称，清洁煤“完全没有问题”。一方面，以燃煤热电联产机组和区域锅炉为主的集中供热，在超低排放严格要求下，足以达到和烧天然气一样的标准。另一方面，煤粉工业锅炉、水煤浆循环流化床，及使用兰炭、清洁型煤等配合专用炉具的新方式，清洁化水平也比较高。“从污染控制角度来说，煤炭在供暖领域有了飞跃性进步，排放起码比原先降低80%以上，且相关技术仍在继续进步。”

多位专家还直指现实——从热源构成来看，煤炭占比虽有下降、各省结构有所不同，但北方供暖现依然以煤为主。“尤其山东、河北等用煤大省，一时离不开对煤炭的依赖也是不争事实。比如山东在2018-2020年清洁取暖规划就明确，全省取暖用能以燃煤为主的现实，除了使用清洁能源替代，也要加快煤炭清洁化利用。”一位业内人士列举称。

赞成者有之，反对观点亦很明确。“究竟什么叫清洁煤？排放有没有量化标准？由谁监管、如何管好？”一位暖通领域权威专家指出，国家对清洁煤的概念、边界、排放等均无统一说法，首先给使用埋下隐患。“如果说城市集中供暖尚可管控，广大农村散户在客观上就难以监管。一旦批量推广，谁能保证每家炉膛里烧的是散煤还是清洁煤？与其说‘替代’，还不如说清洁煤是地方政府为完成任务，降低要求、没有办法的办法。”

研究农村供暖工作多年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杨旭东向记者直言，农村地区需要的是“无煤化”，所谓清洁煤取暖实则做不到。“以生物质采暖炉作为对比，我们研究发现，PM2.5、氮氧化物排放因子比型煤炉分别低了约80%、40%，这样的路径才真正适合农村。很多地方总想试错，不撞南墙不回头。”

清洁煤的使用状况到底如何？

因传统观念、用煤指标等制约，推广屡屡受挫

效果好不好，实践说了算。

以兖矿集团、中科院过程所联合开发，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岳光溪，原生态环保部总工程师杨朝飞等专家推荐的“烟煤固硫抑尘型煤+民用解耦炉具”技术为例，专家组认为：与散煤相比，该技术“污染物排放显著降低、热效率高、节煤效果明显，且具有上火快、火力强、安全、便捷、经济等突出特点”“历经3年示范应用，技术成熟、设备可靠，减排效果在80%以上”。然而，这样一项受到多番肯定的技术，从2016年推广至今，实际总用量也就在2.3万户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现象在北方多地比比皆是——多位企业人士向记者坦言，受制于对传统观念、用煤指标及经济性等约束，清洁煤推广、应用长期不畅。根据“中国煤控研究项目散煤治理课题组”（下称“课题组”）统计，2017年，炉具和型煤生产企业超过一半关停或转产，华北地区的炉具市场渠道基本停滞。

难在何处？近日山东省发改委牵头召开的一场清洁型煤取暖示范区建设座谈会上，多位地市相关负责人袒露顾虑：“是否能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将清洁煤纳入清洁取暖改造任务” “今年的推广指标与往年要求是否衔接，如何统筹考核”“财政补贴时效多久，没了补贴如何保障推行……”记者从中发现，任务量是基层执行者一致关心的内容。也正是因相关机制尚不明晰，不少人对清洁煤“到底行不行”仍持观望态度。

另有不止一位业内人士证实，此前“去煤化”呼声一度较高，受此影响，凡是与“煤”沾边的产品多受排挤。“在基层看来，改电、改气更符合趋势，煤炭即便做到了清洁也不被看好。政策光提‘宜煤则煤’，却未明确究竟哪些情况宜煤、怎么才能用好煤。说白了，执行者宁可不用也不愿担风险。”

除传统观念，用煤指标也是一个主要制约。记者了解到，由于各地均下达了不同程度的“压煤”任务，一旦出现新增的煤炭消费量，同样让基层政府感到“紧张”“为难”。

“我们曾在某市12个地点尝试推广，当地也很认可产品，但就是没有用煤指标。地方直接表示，如果能够找到煤炭减量替代的指标就可以使用。”青岛某企业负责人表示，围绕取暖刚需用的清洁煤，“指标”问题亟待进一步明确。

可否让清洁煤更好发挥作用？

既要注重全过程的清洁化，也要兼顾可持续性

“我们说清洁煤‘干净’，这是有前提条件的。配什么样的炉型、采用何种燃烧方式、参照哪些排放标准，甚至物流运输、监管渠道等各个环节，都需要一套科学的依据。同样是煤，使用清洁煤取暖和烧散煤完全不同，即便予以推行，也不是一项立竿见影的短期行为。”阮立军进一步指出，技术过不过关、环保达不达标、成本能不能承受，对清洁煤推广而言缺一不可。

这一说法，得到中国环科院首席科学家柴发合的赞同。“以兰炭为例，由于尚无统一定义，国家对其生产工艺、燃烧技术、排放标准及配套炉具等，既没有明确要求，也无系统性规范。技术监管及准入门槛缺失，易导致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反而造成实际使用的杂乱。如何实现高碳煤的低碳化使用、低污染排放？全过程清洁化值得进一步思考。”

为更好地达标排放，课题组方面建议，可尝试洁净燃料与高效清洁燃烧炉具的捆绑销售机制。“使用洁净型煤的地区，煤炭统一采购和销售平台配套销售洁净型煤专用炉具。炉具结构、燃烧方式、热效率、排放标准等技术性能，须经过相关行业协会和科研院所，及煤炭统购和统销平台招标认证。”

同时，建议以区域中心城市为单位，建设统一的型煤原料和产品运中心，并与统购统销平台配套，为区域内企业统一提供原料和产品，确保洁净型煤质量，稳定价格，保供数量，缓解供销不匹配的严重问题。规范运输车辆，确保洁净型煤能够安全、环保地配送到户。建立标准化的洁净型煤生产示范工程，确保洁净型煤生产过程中安全环保，洁净型煤产品质量标准化和规范化。特别是民用洁净型煤，生产需要受到统购统销平台有效监管，以保障质量和产品适应性。

此外，多位企业负责人还提出，希望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政策，避免散煤反烧“连累”清洁煤的情况。“对于不少老百姓来说，取暖首先讲求成本，什么便宜烧什么，因此不排除散煤复烧、反弹等情况。可一旦出现排放超标，板子一定打在煤炭身上。由于同是烧煤，届时很难一家一户查清谁烧的散煤、谁用的清洁煤，后者极易受到牵连。希望能从源头杜绝散煤流通，给清洁煤留出更大空间。”一位从业者如是说。

（原标题为《再问清洁供暖：“宜煤则煤”，可到底哪些情况“宜煤”？》）